為降低對中國大陸供應鏈之高度依賴，確保國內經濟及產業穩定發展，同時平衡中國大陸在印太地區日漸高漲之影響力，印度、日本及澳洲三國提出旨揭供應鏈倡議(以下簡稱RSCI)」，並盼東協國家、美國等加入倡議。對此，LSE學者Ken Heydon提出看法如次：
 
戰略考量差異，仍有待凝聚共識：印度與日本推動RSCI具有明顯的經濟動機，例如印度製藥業為其重要產業之一，盼能將其供應鏈連結日本及澳洲，而日本則盼其汽車製造業可於印度扎根發展。此外，美國則持續防堵中國大陸科技崛起及區域戰略影響力；澳洲則有意分散過度依賴中國大陸供應的風險，但仍慮及失去中國大陸市場之龐大商機；東協國家與中國大陸關係密切，更不願犧牲與中國大陸日益形成”海外外包”供應鏈利益，目前加入RSCI可能性不高。
 
形成完整供應鏈之挑戰：上述各國的優勢及重視產業包括半導體、航太、醫材、紡織、化學品、稀土等，選定聚焦發展之產業或重組其供應鏈具有一定難度及風險，例如日本政府已規劃22億美元資金協助日商自中國大陸移回日本國內或移轉至東協或南亞，仍有諸多不確定因素。此外，此RSCI供應鏈危機，在於全球價值鏈(GVCs)架構，發展供應鏈為增加最終產品之生產，預期將會調降製造所需的中間財產品之進口限制，但卻會藉增加關稅等措施限制最終產品進口，如此將增加關稅離散度(tariff dispersion)，使貿易條件惡化，經濟福利降低。此外，中游製造供應鏈之附加價值，將低於上游(研發)及下游(銷售)。
 
在全球供應鏈之挑戰：中國大陸在供應鏈上，具有龐大國內市場、充足勞動力、完整供應網絡、基礎建設等優勢。日商東芝(Toshiba)、小松製造(Komatsu)等因美國對中國大陸產品加徵懲罰關稅，遂將其產線自陸移轉，初期面對生產成本上升壓力；供應鏈移轉最大挑戰在於高固定成本，例如富士康(Foxconn)建造單一廠房的成本則高達88億美元。此外，儘管COVID-19疫情促進國際供應鏈移轉，惟企業受疫情影響面臨現金流短缺，更難以支付供應鏈移轉之龐大成本。至於印度及美國雖具有部分產業發展供應鏈所需的市場及經濟規模，仍面臨諸多挑戰，例如印度尚未發揮\製造業上之比較性利益；美國則立法限制技術分享及外流。
 
融入供應鏈須先解決各國政策法規問題：各國在選定特定產業進行供應鏈發展及重組時，應先合作改善供應鏈發展所需之整體環境，例如善加應用技術、開放跨境數據流通、調和數位貿易法規等。此外，各國亦應在G20會議及WTO等多邊場域加強合作，例如確保COVID-19疫苗供應鏈發展不受各國民族主義影響、要求中國大陸確實遵守智慧財產權規範等。誠然，參與RSCI政策改革，仍較國內自我改革更具成效，在各國進行經貿政策改革方面，印度需簡化勞動法規、提升基礎建設、開放數位經濟等；日本需強化企業治理及提升產能，以彌補生產勞動力不足；美國則需放寬技術發展法規等。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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